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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督办套路贷诈骗、恶势力犯罪集团案,案涉总经理成功改变定性、法定刑从10年以上降为3年以下、获缓刑判决

来源: 作者:文涛律师 时间:2021-02-20

公安部督办套路贷诈骗、恶势力犯罪集团案,案涉总经理成功改变定性、法定刑从10年以上降为3年以下、获缓刑判决

作者:文涛律师,e律师联盟刑事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新湖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刑事辩护与风险防范部主任

【辩护效果】

在公安部督办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要案背景下,文涛律师在新冠疫情初期远赴S省,向检察机关提出定性异议的书面法律意见、获检察机关采纳。W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月22日对公安机关以诈骗罪报捕的杭州某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C某,改为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批准逮捕,法定刑从10年以上降为3年以下

后在审查起诉环节,经逐级请示、层报至S省人民检察院,公诉机关最终采纳文涛律师的辩护意见,于2020年8月31日对从事“套路贷”运营的“事业部”相关被告人以诈骗罪提起指控(诈骗金额3980余万元);对未与之形成诈骗的犯意联络和通谋的“技术部”相关被告人,以及权责范围未触及“事业部”、只分管“技术部”的总经理C某,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指控

经辩护人庭前积极与检察院、法院同步沟通认罪认罚量刑情节,被告人C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缓刑具结书、主动退出违法所得、缴纳罚金,W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8日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C某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长达一年的跨省、公安部督办恶势力犯罪集团要案的辩护工作圆满落下帷幕。

【案情概览】

被告人C某在杭州某瓜科技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技术总监、总经理职务。2018年以来,公司“事业部”相关人员受公司实际控制人T某指使,利用公司“技术部”研发的“套路贷”软件骗取被害人钱款,诈骗金额达数千万元(起诉意见书认定金额7000余万元,起诉书指控金额3980余万元)C某及其分管的“技术部”相关人员明知该公司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套路贷”犯罪活动,仍然为其研发“某A钱包”、“某B钱包”等20余款供“套路贷”犯罪活动使用的APP软件,并且为出售的APP软件提供风险防控和技术支持

本案系公安部督办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要案。2019年12月,被告人C某等20余名员工全体被S省W县公安局以诈骗罪跨省抓捕、送押至当地看守所。如果按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对C某进行指控,其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法定刑

2019年12月26日,浙江新湖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与风险防范部主任文涛律师受托担任总经理C某涉嫌诈骗一案的辩护人,并依照中华全国律协的有关规定,向杭州市西湖区司法局、杭州市律协、S省H市律协书面报备,依法开展涉黑涉恶案件的辩护工作。

【辩护要旨】

1、由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独立的罪名,在成立共犯的情形下存在想象竞合,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并不必然成立共犯,不能一概将帮助者以共犯从一重罪处罚

2、对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只有帮助方与被帮助方有通谋的(事前的共谋或事中的犯意联络)才能按共犯论处;没有明确意思联络的“明知”、“应知”情形,应当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3、没有证据表明杭州某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C某实施了“套路贷”诈骗,或者与“事业部”相关被告人存在“套路贷”诈骗的意思联络和通谋,应当认定C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非诈骗罪的共犯。

【精选辩词】

一、诈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选择与适用。

对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构成共同犯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区别在于,是否与网络犯罪者存在意思联络和通谋。

(一)由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独立的罪名,在成立共犯的情形下存在想象竞合,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并不必然成立共犯,不能一概将帮助者以共犯从一重罪处罚。

(二)对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只有帮助方与被帮助方有通谋的(事前的共谋或事中的犯意联络)才能按共犯论处;没有明确意思联络的“明知”、“应知”情形,应当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1、最高人民法院核心期刊《法律适用》2016年第9期、第10页,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法学博士喻海松撰文《网络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适用》指出:

“对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按照共犯处理,一般需要查明帮助者的共同犯罪故意……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由于无法查证共同犯罪故意,无法适用传统共同犯罪处理的情形,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2、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心期刊《人民检察》2017年第19期、第11-12页,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宪权撰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疑难》指出:

“根据帮助者与被帮助者双方意思联络的程度不同,大致可以将共同犯罪分为片面共犯、“心照不宣”的共犯和有通谋的共犯三类。……前两种类型应按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理,第三种类型则可能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被帮助者所实施犯罪的想象竞合”。

“对于帮助者“明知”而被帮助者“不明知”的情形,不能再按照片面共犯的原理,将网络服务者的片面帮助行为认定为共犯,而应该直接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 

在“心照不宣”的情形下,对于提供帮助的一方的行为同样应该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不能按相应的共犯论处。因为在此种情形下,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没有通谋,不符合成立共同犯罪的基本条件。

3、最高人民法院核心期刊《法律适用》2018年第16期、第123-124页,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徐然撰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与司法认定》指出:

“明知他人……实施犯罪”根据具体情形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与被帮助者有明确意思联络的“明知”。显然,帮助者与被帮助者具有事前的共谋或事中的意思联络,属于共同犯罪中典型的意思联络,帮助者具有“明知”是自然之理。其二, 没有明确意思联络的“确知”。其判定标准在于对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具有较大概率的把握,并通过技术服务促成了这一行为,或者自身技术或工具只能专门或大概率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即可成立“确知”。这是刑法理论中典型的片面帮助犯。其三,没有明确意思联络的“应知”。尽管帮助者对他人实施犯罪并不清楚,或者对自己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可能用于犯罪并不了解,但当自身服务器存在异常、用户大量使用虚假身份信息、经监管部门告知、接到用户举报、收费明显异常或者故意绕开监管措施等,可以推定其“应知”。 

事实上,本罪所主要针对的是没意思联络下的“确知”、“应知”。

二、没有证据表明C某实施了”套路贷”诈骗,或者与他人存在”套路贷”诈骗的意思联络和通谋。

(一)虽然C某曾先后担任某瓜公司的技术总监、总经理,但只是管理16楼的技术设计团队,不涉及11楼运营团队的运作和管理,C某也一直供称不知11楼如何运营。

(二)16楼设计团队在APP界面中向用户清楚展示将预先扣除的、服务费的比例和数额,即使该费用被认定为变相的高利息,但因事先向借款人明确告知、借款人对预先扣除的费用亦心知肚明,C某及其管理的16楼设计团队成员不存在恶意隐瞒、暗设套路的情形。

(三)事实上,诸多员工的讯问笔录一致证实,11楼系由D某、G某负责,独立管理、独立运作、只是将员工社保挂在某瓜公司名下,16楼的员工并不知晓11楼的具体运作模式和工作内容,人员之间也没有互相走动。

(四) 如果有证据表明11楼运营团队在T某的指使下通过APP实施放贷活动,或者直接/间接实施软暴力催收的,应当由相关人员承担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没有与之形成“套路贷”诈骗意思联络和通谋的C某,不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只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结语】

实践中,对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往往以共犯论处,对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程度不加以区分。如此机械理解与适用法律,将导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形同虚设,最终的结果是量刑失衡,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司法者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一项独立罪名的必要性和立法本意缺乏足够的认识

辩护律师应当重视审前辩护的重要性,尤其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这两项关键环节,应当注重与办案单位的沟通、论证和说理。对网络犯罪的帮助者而言,不同的定性往往决定了刑期差距达3-10年、甚至10年以上,律师的定性辩护大有可为,亦属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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